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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建設

           日期:2022-06-14   來源:深圳特區報

            構建行政執法與司法有機銜接、行政與司法優勢互補的知識產權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迫在眉睫。圖為深圳南山知識產權保護中心。 深圳特區報記者 劉羽潔 攝

          ■ 鄧達奇 何培育

          提要

          在當前構建知識產權“大保護”工作格局和環境下,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制度建設應當追求高效定分止爭。

          為有效解決粵港澳大灣區的知識產權糾紛解決困境,構建行政執法與司法有機銜接、行政與司法優勢互補的知識產權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迫在眉睫。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經濟交流的深入,知識產權糾紛也呈現出糾紛數量增多、種類多樣化、類型復雜化的趨勢。在“一國兩制三法域”的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司法糾紛解決機制當前仍面臨著適用困難和作用受限等困境。突破這些困境,是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建設的必然要求和題中之義。本文簡要分析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司法糾紛解決機制面臨的挑戰,并以深圳市為視角給出破解難題的相關建議。

          一、大灣區知識產權司法糾紛解決機制現狀

          《廣東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狀況(2020年度)》報告顯示,廣東省各級法院受理涉港澳臺知識產權一審案件902件,同比增長20.5%。當前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司法糾紛解決機制仍面臨著適用困難和作用受限兩個問題。一方面,由于歷史原因,粵港澳大灣區有著“一國兩制三法域”的法律模式。香港、澳門地區歷史上曾受外國統治,實行與內地不同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回歸之后相關制度與內地仍具差異。知識產權法律規范沖突,是造成區域知識產權糾紛解決難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知識產權糾紛當事人可以通過發起民事訴訟獲得司法保護達成糾紛解決的目的,但由于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法律服務機制、法律適用、判決互認及執行等問題,司法途徑在知識產權領域的作用發揮受限。國家已經在與港澳地區知識產權訴訟判決互認環節作出政策指引,但在目前的框架之下,統一知識產權法律制度難以立即實現,政策引導作用有限,判決互認與執行的限制仍對訴訟糾紛解決模式存在消極影響。

          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糾紛現在仍以訴訟糾紛解決模式為主導,但訴訟糾紛解決模式在知識產權領域對當事人、法院都有一定的限制。在當前構建知識產權“大保護”工作格局和環境下,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制度建設應當追求高效定分止爭。然而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訴訟糾紛解決模式卻由于大灣區各區域知識產權法律規范的差異、法律適用以及判決互認與執行等限制而難以起效。因此,為有效解決粵港澳大灣區的知識產權糾紛解決困境,構建行政執法與司法有機銜接、行政與司法優勢互補的知識產權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迫在眉睫。

          二、知識產權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深圳經驗

          (一)深圳市知識產權糾紛案件總體情況

          2019年深圳市兩級法院共新收各類知識產權案件42660件,審結41031件;2020年1-7月深圳市兩級法院共新收各類知識產權案件48794件,審結31521件。目前,深圳市新收知識產權案件數量仍不斷增長,知識產權糾紛數量依然保持不斷增多的趨勢。在2019年,深圳法院共受理涉外、涉港澳臺知識產權案件1306件,審結知識產權涉外、涉港澳臺案件1183件??傮w上,深圳知識產權保護在司法救濟上依然承擔著不小的壓力,司法的供需矛盾也在知識產權領域體現。近些年,深圳開始了司法領域的供給側改革,不斷優化司法資源和加強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也在知識產權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上做出了實踐與創新。

          (二)深圳知識產權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實踐與創新

          第一,知識產權司法程序的完善?!渡钲诮洕貐^知識產權保護條例》(以下簡稱《特區條例》)中明確規定了知識產權技術調查官制度解決知識產權侵權案件調查取證難問題,創設了知識產權合規性承諾制度預防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深圳市龍華法院在符合條件的知識產權歌曲類和圖片類著作權侵權糾紛適用小額訴訟程序和簡易程序,簡化庭審程序和裁判文書方式,有效地縮短了案件的審判周期、降低了知識產權維權成本。

          第二,知識產權行政執法聯合。行政執法方面,深圳市海關執法部門積極參與同香港、澳門的知識產權保護行政執法聯合行動。此外,《特區條例》還授權在深圳前海蛇口自貿區創建知識產權保護新模式,在創新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機制和糾紛處理、涉外維權、綜合執法等方面先行先試,提供便捷高效服務,建設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示范區。

          三、構建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建議

          (一)完善法律制度體系。首先,加快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配套法律法規的制定,明確知識產權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框架,完善各類調解制度、仲裁制度的法律法規。其次,積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判決裁決的互認與執行,盡量保證糾紛的一次性解決,避免一區域的判決或裁決無法在其他區域得到認可與執行。最后,在現有的制度體系下,構想港澳與內地一體的知識產權制度和知識產權保護機制。

          (二)強化司法保護程序。加強人民法院知識產權糾紛審判員的技能培訓,提高審判相關人員的知識素養;完善各類知識產權司法程序、健全各種知識產權侵權保護制度,例如知識產權證據保全程序、知識產權財產保全程序、知識產權技術調查官制度;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區際司法協助制度,構建粵港澳大灣區司法管轄互通機制、區間案件移送機制,在粵港澳三地中選擇最合適管轄的法院移送相關知識產權糾紛案件。

          (三)構建行政保護聯盟。在粵港澳大灣區簽訂聯合行政保護的協議,構建行政保護聯盟,統一粵港澳三地行政執法部門對知識產權侵權案件的查處認定標準。明確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行政執法權,確保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及時處置;優化粵港澳大灣區行政監管體系,厘清各行政執法部門的執法權力、職能與責任;設立知識產權違法預防性制度(例如合規性承諾制度、知識產權失信違法信用懲戒制度),營造利于知識產權保護的營商環境;優化知識產權行政監管與司法程序的銜接,提高行政執法手段、執行手段與證據收集的規范,提高行政執法證據在司法審判中的證據能力。

          (四)營造社會保護環境。加強對知識產權鑒定、評估等中介機構知識產權交易市場的培育;加強專業技術人才隊伍和專家庫建設、健全專家輔助人、專家證人、專家人民陪審員等機制;為加快建立科學、公平、合理的知識產權損失價值評估機制創造條件;加強跨行業、跨地區的行政保護與社會保護的聯合,積極利用社會互聯網平臺的監管與監督,降低違法取證的難度與成本。

          (五)健全粵港澳大灣區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第一,以跨越大灣區地域限制為核心,構建跨區域知識產權專業調解仲裁人才引進與培養制度;第二,推動粵港澳知識產權專門調解仲裁機構的構建,提供專業的知識產權仲裁服務;第三,推動調解仲裁機構的聯合,完善調解仲裁業合作機制,加強溝通交流,建設三地互認的知識產權調解仲裁制度和規則;第四,推進知識產權調解和仲裁機制的銜接與融合,完善仲裁前的調解流程與調解后調解書或仲裁書的制作規范。

          (六)搭建粵港澳大灣區綜合性知識產權糾紛解決服務平臺。首先,聯合粵港澳大灣區三區域的知識產權司法部門、行政執法部門、法律服務機構、行業協會等,依法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綜合性知識產權多元化糾紛解決服務平臺。在深圳市設立大灣區知識產權糾紛解決中心,并在其基礎上構建以信息和大數據技術為基礎的包括在線糾紛解決平臺和信息共享平臺的知識產權糾紛解決平臺。首先,中心為知識產權社會救濟提供公共服務,引導粵港澳三地知識產權民間調解仲裁中心的構建與完善,培養熟悉各地知識產權法律規范的專業調解仲裁人員,構建完善專業的律師調解制度,提高調解仲裁中心的專業能力。其次,對各地知識產權調解仲裁機構進行監管,不斷提高社會調解的能力和權威性。再次,完善中心與香港、澳門以及內地的法院的交流合作與業務對接。中心接受法院委托的調解仲裁任務,引導未成功的調解仲裁至相關法院,簡化各類訴訟程序,構建三地互認的技術調查官制度,給予法院技術支持與鑒定意見。最后,中心作為行政部門負責監督調解、仲裁決定的執行。

          (鄧達奇:深圳市社會科學院政法研究所副研究員,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后;何培育:重慶理工大學知識產權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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